家里有门亲戚，我们叫他力光幺爸，但不和父亲一个姓，我从来没问，也没想过，以为是家里认的干亲。他一来，就是母亲不在家，也与父亲关起房门，说话声低得听不见。看来他就是袍哥头的弟弟，大姐说的小名火林娃的人，大约“文革”开始，他就很少来我们家，以后也就没见到过了。这也许和大姐说的与“反革命”几个字有关，彼此没联系，也就减轻了祸事临头的担忧。

力光幺爸的样子，我已忘掉。

我只能在大姐身上，找寻那个她叫作生父的男人的形象。他不像一般重庆男人那么矮小，瘦弱，他喜欢穿长衫，戴帽子，是个风流情种，偶尔吃点小醋。朋友义气重，可以有难同当，有福共享。这么一个和母亲有紧密联系的人，一个我从未看见过的人，无论多么真实，对我而言，也只是影子一个。

他曾被派去江北的兵工厂，捕捉在那儿半公开制造炸药的共产党，却一身是血败逃回家，母亲被吓坏了。为此，在袍哥中他没有得到提升，在家中发酒疯，砸坏结婚时客人送的所有的匾，用脚踩，狠抓自己的头发，母亲才明白这男人日子并不一味轻松。时局一天比一天紧张，街上巡警和便衣增多，半夜也会听到敲门声，清查共产党。他常常不在家，突然回家，也会突然就走掉。这样的日子，恐怕母亲离开时也没有多少留恋。

大姐说，这个男人走到哪里身上都不必带钱，到哪里只要发一声话，就有小喽啰、小流氓跑前跑后，将钱递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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