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上完晚自习出来，我发现历史老师办公室的灯光还亮着，就走上那幢斜顶大楼。他在看书，但我觉得他在等我。看见我进来，他就笑了。你想喝水吧？他指指桌上的茶杯，说你不在乎就喝我的杯子，我这刻没病，向毛主席保证。

我没去拿茶杯，站在办公桌前。窗外飘起了小雨，办公室灯光柔和，我心里有种找到家的感觉。他的心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眼睛里闪着光泽。

他住在他父母的木结构平房里，一个房间隔成两部分，有个小后门。我不太清楚他父母的经历，只知道解放后某一年的某一个政治运动起，他父亲成了受管制的“反社会主义分子”，开除公职。到底什么样的人算作“反社会主义分子”，连历史老师也说不清。母亲先是在银行做职员，后也没了工作，在家做些缝缝补补的事。他们早就不在人世了。他家房基是个斜坡，后门石块垒起五六级，粗壮的黄葛树枝丫往邻居家伸延，那家人房子只有一间，就以黄葛树依岩石搭了个吊脚楼。

历史老师家后门还有棵葡萄树，藤叶蔫巴巴的，欠肥料欠爱护。他有个弟弟，在“文革”武斗中死去。他弟弟死后，那棵葡萄树突然蹿长，枝蔓四处勾延，缠着黄葛树，贴着墙和瓦片，枝叶茂盛，而且果红甜香。从树叶上掉下的猪儿虫也绿得晶莹，蠕动着肥壮壮的身躯，葡萄引来许多偷摘葡萄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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