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2月，我乘火车到了北京，在鲁迅文学院作家班读书。3月份，一些小型或不太小型的聚会已在大学校园里举行，学生们在热情地辩论中国应当成为什么样的国家。4月，北京学生开始走出校门，走上街头。到处是歌声，到处是激情澎湃的人群。

我和同学们一起，在人流中，想起离开重庆时，特地转道去郊区看生父的墓。墓在一片只种杂粮的荒野岭上，不过是在埋他的骨灰的土上面，堆了些石头，一些大大小小的乱石，垒成一个小堆，算是标记。连个起码的碑石、连个名字也没有，旁边乱堆了一些南瓜藤玉米秆，山坳下种了红苕高粱。看来他的农村妻子和两个儿子，也想把他忘掉。当然，多少年来每个月他得给另一个非婚生的孩子十八元钱，这么大笔钱，谁能抑制得住怨气？还不用说他的心从来都未真正属于这一家，尽管他拼命劳作干活，履行一个丈夫和父亲的责任。

我的那两个从未见面的弟弟，会问姐姐在哪里吗？也许我和他们一生都不可能见面。

宽阔的马路，人行道两旁全是人，墙上树上也有人。这么多人，这么整齐的呼喊，这么蔚蓝的天空，祖国首都的天空，在这个我从小向往的地方，圣地一般的地方，我的心跳在加快，跳得迅猛而有力。

我看见一个小女孩在南方那座山城的长江边，在暗沉沉的雨云下飞快地奔跑。那是五岁半的我，我一边跑，一边想，尽管我不认识路，但只要我顺着长江往下游跑，就一定能找到在江边造船厂做搬运工的母亲，把五哥腿被缆车压伤的消息告诉她，叫她赶快回去救五哥。雨越下越没完，密密地铺洒下来，江岸翻成一片泥浆，在我的脚下溅起。我跌倒了，马上爬起来，继续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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