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快到十八岁时，脸一如以往的苍白，瘦削，嘴唇无血色。衣服的布料洗得发白，总梳着两条有些枯黄的细辫子。毛泽东已经去世了四年，人们的穿着正在迅速变化，肥大无形的青蓝二色正在减少，角角落落之处又冒出30年代的夜总会歌曲。在过于严肃的四十年革命之后，这个城市在小心翼翼品尝旧日的风韵，胆子较大的妇女，又开始穿显出腰肢胸部的旗袍。老是在上坡下坎，这城市女人的腿特别修长而结实，身段苗条，走平路也格外婀娜多姿。

旧时代特有的气息甚至漫入南岸破烂的街巷。看多了，我对自己的模样、穿着就越发不知所措，就像赶脱一班轮船，被弃留在冷落的码头：一件青棉布裙，长过膝盖，一件白短袖衬衫，都是姐姐们穿剩下的，套在身上又大又松，使我个子看起来更小。乳白色塑料凉鞋，比我的脚大半寸，赤脚穿着，走起路来踢踢踏踏。

我就这么副样儿，走近历史老师的办公桌。办公室已经没有人，下课后男女老师都赶回家去了，就我俩面对面坐。他端详着我，突然冒出话来，声调很亲切，“我想你误会了，你以为我看不起贫民家庭出身的学生。”

我心里一动，明白他是对的，至少对了一大半。就是为了这个，我在学校里觉得很别扭，几乎从来没有快乐的时刻。

“其实我也算穷人家出身，”他自嘲地一笑，不像上课时那么脸无表情，“现在更算穷人家，真正的无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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