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家舍虽有几分云遮雾罩般的神秘，可在谭功达看来，这里的一切都是好的。他很难想像一个长期生活在这里的人，还会有什么烦恼。谭功达在这里呆的时间越久，对花家舍的钦佩与留恋也越来越深。看起来，那个三十八军出身的郭从年简直就是天才！只可惜这个人躲着不肯见人。一开始，谭功达还抱着一丝侥幸心理，四处打听他的行踪。后来，一个放学回家的儿童团员告诉他，在花家舍，每个人都是郭从年。仔细一想，这话还挺耐人寻味的。

在谭功达的强烈要求下，他终于获得了正式的劳动许可——他被编入第七生产大队第二生产小组。当然，这不过是一个名义上的劳动组织，具体从事什么工作，是十分自由而随机的。几个月来，他学会了给桑蚕打草龙；乘着小船，去池塘里夹塘泥；培植浮萍和水花生；维修公社剿丝场的蒸汽锅，割稻、犁地、扬麦，样样在行。甚至，他还报名参加了田间地头巡回文艺表演队，学会了在当地颇为流行的文艺表演形式——三句半。那首三句半，是用来讴歌花家舍一个名叫春雨的女赤脚医生的，题目叫做“赤脚医生向阳花”。他负责说最后的半句，并敲锣。

可是，他的夜晚是愁苦和哀戚的。看着墙上那张地图，想像姚佩佩的行踪所铺展的泥泞而崎岖的道路，有时他整夜整夜地无法入眠。那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现实，那是一条被种种阳光下的事物所遮盖住的幽僻的道路——我们每天都走在这条道路上，却浑然不觉。他一度异想天开地打算从化花家舍消失，赶往几百公里外的临泽，与姚佩佩见上一面。他甚至幻想着与她一起流亡，从此踏上那条用求乞铺成的不归路。当然，他也只是想想罢了。随之而来的是一连串疯狂的反悔、自责、羞愧和恐惧，以及种种难以名状的自我折磨。为了驱散夜晚濒临崩溃的疯狂和分裂，白天他更加卖力地干活。由于表现优异，有一天，花家舍的有线广播员竟然播出了一篇赞扬他的通讯稿，那是用快板书的形式完成的，标题就叫作：《夸一夸我们的巡视员》。清晨或黄昏，当谭功达扛着一把铁锨，在田间地头瞎转悠的时候，远远一望，简直就是花家舍土生土长的庄稼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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