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 20岁 男 S市某师范大学学生
文革初期的反动学生--《十六条》公布那夜起义了--八.三一见到毛主席--北京作家协会批斗田汉--大串联--拥军派抢劫弹药库--工宣队一人手托一个芒果进校--修教路线的典型--看了《红都女皇》后完全消沉下来--"我做红卫兵并不后悔"
来时候,几个当年老红卫兵说,你去把咱闷在心里的话冲他说说吧!我找你不是忏悔来的。我感觉直到今天对我们也是不公平。你要敢写,我就敢说。当然,按你要求,我还要从自己的经历讲起。经历本身就是一切。这么说行吗?
我这个人我说的可能前后不衔接啊,我先简单把"文革"前一两年的情况说一说,因为这是基础。我是一九六四年的高中毕业生,那阵我考学的目标就是南大。我比较喜欢古典文学。可当时到处都在宣传侯隽、邢燕子、董加耕的事迹,处在"文革"前高潮的预演,上山下乡的不是叫先锋吗。我这个人历来就听觉的话是吧,因为我从上小学一直受着正统的听党的话的教育。我出身挺好,父亲是个拉三轮的工人,我的母亲是在农民家庭长大的,我的二姐还是由政府给找回来的呢。解放以前我这组姐就卖给这里十大资本家刘襄九他们家,卖去之后我妈妈就去给他们当奶母啊。
要讲这个还是一段故事啦,这个题外话啦就先不说啦。政府经过周折把我二姐找回来了,我对党的感情就是很朴素呵,共产党说什么是什么。可是,中间有个岔头我记得特别清楚:在一九五四年的时候哇,我当时上小学二年级,有一个女老师对我特别好。到了一九五七年了,她突然间就成了右派。当时我很小,但挺纳闷儿,女老师挺好的吗,怎么成了右派了呢?从那阵子后我就隐隐地感到领导非常厉害,不能得罪他们,同时呢,也不应该得罪他们,他们就是党呵。后来我偷偷地去看我们那个右派老师,她已经疯啦。她姓严,教语文的老师。我记得当时那女老师还穿着旗袍,留着短发,就像电影里"五.四"时候那样子。我到她家,她抱着我就哭,她说她真想喊,现在看起来呢,她当时成为右派无非就是直言不讳地提了些问题,可是从那以后我的思想很矛盾。在我的心灵里埋下了两个根子,一个是上级领导了不得;另一个根子呢,就是,不能反对党,党是永远正确的,党是不可能出现错误的。后来上中学,就是一直听党的话,党让干什么就干什么,一直到了七0年大学"毕业"分配。历年来我在分配的志愿书上,从来都不填什么志愿,就是坚决服从党的分配。可是现在想起来就是谁听了话谁倒活该倒霉,那些不听话的现在闹的还挺好……现在把话再接上一九六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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