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〇四年,我在福建农村采访拆迁。
围拢的农民越来越多,人多嘴杂听不太清,我索性站起身问:“你们当时同意这个拆迁方案吗?”
“不同意!”居首一位农民说。接着大家纷纷喊起来:“不同意!不同意!”
我说:“不同意的人请举一下手。”
呼啦啦全部的人都把手举起来,老人家的手攥成了拳头,喊:“我!我!”
我觉得这个镜头很有张力,也足够说明问题。晚上工作完,摄像李季在饭桌上提醒我,采访最好不要用这个方式,可以约几个人坐下来问,比较从容地陈述,拿出证据。人们围拢的时候,表达的很可能只是一种情绪。
我没说话,不完全听得进去——农民利益受损这么大,上访无果,碰到媒体都不能表达一下吗?再说了,有情绪也是现实。
几个月后,在福建采访一家药业的负责人,两位工人因为抢修排污管死亡,舆论怀疑死亡与遮掩污染有关,环保局承认受到压力无法调查此事,我们没有侦查取证的权力,疑问再多,对方都可以否认,“没有”、“不存在”。像我第一次做对抗性采访时一样窘。
我想起有次看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的新闻节目“60分钟”,记者莱斯利采访前任副总统戈尔,莱斯利问他:“你还会复出竞选总统么?”
戈尔一直打哈哈绕圈子,八分钟,眼看这采访要失败了。
忽然她问:“戈尔先生,您还会留胡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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