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时半年之久的“四清”运动即将结束的时候，梆子老太当上了梆子井大队新成立的贫农下中农协会主任。

驻梆子井大队“四清”工作队队长把这一决定解释得合情入理：“盼人穷”属于什么性质的矛盾呢？如果拿黄桂英同志在运动中揭露的两件大案（暴发户胡振汉和写反动文章的胡学文） 来看， 那正好是她阶级觉悟高的铁一般的例证，这样的 “盼人穷”，好得很！

梆子老太不是蓄意谋政谋权的阴谋家，只是在工作队队长“扎根串连”来到她家访贫问苦的时候，征询她对梆子井村现任的两位主要领导人胡长海和胡振武的意见的时候，她说她在梆子井村受欺压，受孤立，无意间说出了胡振汉在河滩种红苕而后盖新瓦房的事，又说出胡学文妈妈寻上门来骂她的事，工作队队长严肃地听着，在本本上记着……胡振汉在国家困难时期高价销售红苕，是新生的暴发户，新盖的瓦房予以没收，改作青年俱乐部了。胡学文的文章经过剖析，是攻击性质的毒草，建议县教育局处理，因为胡学文的行政关系属于教育系统。平心而论，梆子老太当初躲在榆树下，记下了胡振汉夫妻从河滩收获回来的四十一车红苕的数字，并非为后来进行的“四清”运动准备材料，她当初仅仅出于某种过分的好奇心，想得知胡振汉夫妻的家底机密。想不到，“四清”工作队队长正需要这样的人证和物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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