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雨》与《电》

——巴金的《爱情的三部曲》

刘西渭

安诺德论翻译荷马，以为译者不该预先规定一种语言，做为自己工作的羁缚。实际不仅译者，便是批评者，同样需要这种劝告。而且不止于语言——表现的符志；我的意思更在类乎成见的标准。语言帮助我们表现，同时妨害我们表现；标准帮助我们完成我们的表现，同时妨害我们完成我们的表现。

有一利便有一弊，在性灵的活动上，在艺术的制作上，尤其见出这种遗憾。牛曼教授不用拉丁语根的英文翻译荷马，结局自己没有做到，即使做到，也只劳而无功。考伯诗人要用米尔顿的诗式翻译荷马，结局他做到了，然而他丢掉荷马自然的流畅。二人见其小，未见其大；见其静，未见其变。所谓大者变者，正是根里荷马人性的存在。荷马当年有自由的心境歌唱，我们今日无广大的心境领受。

批评者和译者原本同是读者，全有初步读书经验的过程。

渐渐基于个性的差异，由于目的的区别，因而分道扬镳，一个希望把作品原封不动介绍过来，一个希望把作品原封不动解释出来。这里同样需要尽量忠实。但是临到解释，批评者不由额外放上了些东西——另一个存在。于是看一篇批评，成为看两个人的或离或合的苦乐。批评之所以成功一种独立的艺术，不在自己具有术语水准一类的零碎，而在具有一个富丽的人性的存在。一件真正的创作，不能因为批评者的另一个存在，勾销自己的存在。批评者不是硬生生的堤，活活拦住水的去向。堤是需要的，甚至于必要的。然而当着杰作面前，一个批评者与其说是指导的，裁判的，倒不如说是鉴赏的，不仅礼貌有加，也是理之当然。这只是另一股水：小，被大水吸没；大，吸没小水；浊，搅挥清水；清，被浊水搀上些渣滓。一个人性钻进另一个人性，不是挺身挡住另一个人性。头头是道，不误人我生机，未尝不是现代人一个聪明而又吃力的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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