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夕这一天，寒流突然袭到了台北市，才近黄昏，天色已经沉暗下来，各家的灯火，都提早亮了起来，好像在把这一刻残剩的岁月加紧催走，预备去迎接另一个新年似的。长春路底的信义东村里，那些军眷宿舍的矮房屋，一家家的烟囱都冒起了炊烟；锅铲声、油爆声，夹着一阵阵断续的人语喧笑，一直洋溢到街上来。除夕夜已渐渐进入高潮——吃团圆饭——的时分了。

信义东村五号刘营长家里的灯火这晚烧得分外光明。原来刘家厅堂里的窗台上，正点着一双尺把高，有小儿臂粗的红蜡烛，火焰子冒得熊熊的，把那间简陋的客厅，照亮了许多。

“赖大哥，你老远跑来我们这里过个年，偏偏还要花大钱——又是酒，又是鸡，还有那对大蜡烛，亏你怎么扛来的。”

刘营长太太端着一只烧得炭火子爆跳的铜火锅进到厅堂来，一面对坐在圆饭桌上首的一位男客笑着说道。刘太太是一个四十上下的中年妇人，穿了一身黑缎子起紫团花的新旗袍，胸前系着一块蓝布裙，头上梳了一个油光的发髻，脸上没有施脂粉，可是却描了一双细挑的眉毛。她的一口四川话，一个个字滚出来，好像不粘牙齿似的。

“不瞒你弟妹说，”那位姓赖的男客拍了一下大腿说道：“这对蜡烛确实费了我一番手脚呢，台南车站今天简直挤得抢命。幸亏我个子高，把那对蜡烛举在头上，才没给人碰砸了。一年难得上来看你们一次，这个年三十夜定规要和你们守个岁。回头熬通宵，点起蜡烛来，也添几分喜气。”说着他便呵呵地笑了起来。他那一头寸把长的短发，已经花到了顶盖，可是却像钢刷一般，根根倒竖；黧黑的面皮上，密密麻麻，尽是苍斑，笑起来时，一脸的皱纹水波似地一圈压着一圈。他的骨架特大，坐着也比旁人高出一个头来，一双巨掌，手指节节瘤瘤，十枝树根子似的。他身上穿了一套磨得见了线路的藏青哔叽中山装，里面一件草绿毛线衣，袖口露了出来，已经脱了线，口子岔开了。他说话时嗓门异常粗大，带着浓浊的川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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