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曾说,中国古代的城市大多兼有都市与乡村的风貌,城市与乡村的诸多元素交相混杂,如南京、杭州和北平,莫不如此。过去的读书人,即便从乡间到城市做官,致仕后仍将回到乡下终老。隐居山林,归老田园,自为中国传统士大夫习惯性的选择。明清之际的城市造园之风尤为炽烈,乃至于明末清兵南下,江山易帜,南方官宦士人竟无视亡国在即,都忙着买地造园,说来令人悲叹。
过去中国的城市与乡间,不仅交错混杂,且人员往来,出入两便。乡下人来城里办事,或贩卖,或诉讼,或任职,完事之后仍会回到乡村,并无大规模的移民出现。城市和都市,也许有着不同于乡村的魅力和价值观,但尚未形成一种排斥乡间、视乡间为野蛮的严格等级观念。直到上海这样的新型都市出现,这种排他性的“城市文明论”才登上了历史舞台。
明清之际的章回小说,也大致反映了这种城市与乡村相互错杂、相互渗透的基本状况。明初的《三国演义》是历史小说,明中期的《西游记》则为记录唐代高僧去天竺取佛经的神魔小说,这里姑且不论。像《水浒传》、《儒林外史》乃至于《红楼梦》这样的作品,都深刻反映了这种城乡生活的交互性特征。《水浒传》的故事大多发生在山野水泽之中,所谓的城市,要么是绿林好汉的出身之地,要么是他们的攻打目标。而《儒林外史》虽然以读书人的生活为叙述对象,但乡居和乡野生活的描述占了极大的比重。《红楼梦》所写的固然是钟鸣鼎食之家,但对田园、山林、田庄的描写亦时常出现。即便是居于城市的富贵之家,也有刘姥姥这样蛰处乡野的穷亲戚。刘姥姥三进荣国府,乡间的因素被自然地带入,水流无痕,没有任何生硬之处。即便到了近代,清朝光绪壬辰年间(1892),专门描述上海都市的《海上花列传》,也有城市与乡野之间的互为流通与彼此观照。主人公赵朴斋即来自乡村,由于他以乡下人的视野打量上海这座陌生的城市,小说自然也就有了一种“乡村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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