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金瓶梅》与阳明学的关系,研究界较少正面阐述。偶有论列,要么断定《金瓶梅》的作者属于阳明学一脉,与王学左派(尤其是泰州学派)渊源颇深;要么于《金瓶梅》中提炼出若干主题、旨趣和思想观念,并将它们与阳明学语录,特别是李贽的言论加以比照——比如有论者就从《金瓶梅》中抽绎出所谓的“尊情观”,并追溯其在阳明学思想脉络中的呈现。由于《金瓶梅》的作者至今没有定论,我们无法去考察《金瓶梅》的作者与阳明门人师承交往的诸多细节,大部分的表述不过是一厢情愿的猜测罢了。至于将“情”与“色”作为《金瓶梅》的核心主题,逆推至李卓吾的“童心说”,则不仅是对《金瓶梅》的简化和误会,同时也是对李贽的误读。
更为棘手的问题是《金瓶梅》的作者身份。简单地来说,其作者有两个:一为词话本或万历本的作者;一为绣像本或崇祯本的作者。后者对前者的修改、增删、补缀不仅仅反映在词句、回目调整和结构安排上,而且其思想观念也与前者有很大的差异。我们不难发现,绣像本对词话本的删改,表现出强烈的“去道德化”的倾向,因而,这位作者的思想意识和观念毋宁说是全新的,他的删改有一种固执地要将后者纳入自己思想轨道的“不容已”冲动。比较两个不同的版本系统,我们很容易看出,其实后一个作者所表现出来的相对激进的思想观念,与阳明学的关系更为紧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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