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金瓶梅》采取了佛道的框架结构,无善无恶的观念随处弥漫;由于“真妄观”的确立,在一定程度上疏松了是非和道德判断,《金瓶梅》中的人物呈现出一种明显“向下运动”的迹象。且不说“参天地之化育”的言行出处,也不论经世安邦的政治情怀,即便是人伦之常的忠孝节义,在《金瓶梅》的人物身上差不多也已经丧失殆尽。
明代的谢肇淛批评它“猥琐淫媟,无关名理”,不为无因。实际上,《金瓶梅》中的人物主要是在其动物性的一面(即欲望的一面)展开的,有点类似于卡夫卡笔下的“类动物”。这些人物一旦被褪去了名理和道德的外衣,即迅速地滑向了动物性的生存,变成了与草木同朽的“众生”。在这种“向下运动”的轨迹中,我们很容易发现并捕捉到《金瓶梅》的叙事中所隐藏的那个“超级叙事者”。这正是历代批评者所津津乐道的那个“佛心”或“佛眼”。
在《金瓶梅》中,一方面,作者通过直接的议论或通过叙事代言人来描述并评价人物的言行(在这一点上,词话本与绣像本的作者立场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我们不久就要谈到);另一方面,作者也借助于这个“超级叙事者”,通过高高在上的佛或者仙的眼光,来打量尘世中的一切,并建立起最终的价值判断。由于这个“超级叙事者”的存在,居于“众生”地位的人,其所作所为是善还是恶,都变成了过眼烟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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