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前,我在西部边陲的某部队留守处当军医,主要给随军家属看病。婆姨们的男人都在昆仑山上戍边,家里母子平安,前方的将士就英勇。我的工作很重要。
家眷都是从天南地北会聚来的。原来在农村,地广人稀,空气新鲜,不易患病。现在像羊群似的赶在一起,加之西北干燥寒冷,病人不断,忙得我不亦乐乎。
我的助手是卫生员小鲁,一个四川籍的小个子兵,长得没什么特色,只是一对眼睛又黑又亮,叽里咕噜地转,像蜜炼的中药丸。正是“文革”期间,他没接受过正规培训,连劳动带扔手榴弹加在一起,算上了几个月的卫生员训练班。不过心灵手巧,打针、换药、针灸都在行。每天围着我问这问那,总说学好了本领,回家给他奶奶瞧病去。他奶奶有很严重的气管炎,喘得像堵了一半的烟筒。
一天他对我说,毕医生,我想买点青霉素给我奶奶治病。我给他开了处方,他买了药寄回去。过了些日子,他说奶奶的病比以前好多了,我们都为他高兴。可是青霉素用完了,想再买些。我又给他开了处方,这次他没拿到药。领导说药不多了,工作人员不能老自己买,得留给病人用。
边防站乔站长的独生子小旗病了。我开了青霉素打针,那剂量对一个五岁的孩子来说,足够大的。我向来崇尚毛主席老人家说的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计策,用地毯式轰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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