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俩现在手里有二十八法郎，可以再去找活干了。鲍里斯还在鞋匠那里住，不清楚谈了什么条件。他还从一个俄国朋友那儿又借到二十法郎。他在巴黎到处有朋友，多数是跟他一样的前军官，有的是侍者或者洗碗工，有的开出租车，少数几个是吃软饭的，有的成功地从俄国带出来钱，开修车行或者舞厅。总体而言，在巴黎的俄国人都吃苦耐劳，在忍耐时运不蹇方面，比可想而知的同等阶层英国人表现要强得多。当然也有例外。鲍里斯跟我说过他曾见过一个流亡的俄国公爵，此人经常光顾高档餐馆。如果侍者中有位前俄国军官，这位公爵会打听出来。他用完餐后，友好地把这个侍者叫到桌前。

“哎，”这位公爵会这样说，“这么说你是个老兵，跟我一样？现在交了背运，不是吗？好，好，俄国士兵无所畏惧。你是哪个军团的？”

“某某军团，先生。”那个侍者会回答道。

“很勇敢的军团！我一九一二年检阅过。对了，我不巧把钱包忘家里了。我知道，一位俄国军官能慷慨地借给我三百法郎。”

那位侍者身上有三百法郎的话就会奉上，然后这笔钱当然就一去不回。这位公爵如此这般骗了很多钱，大概那些侍者也不介意上当。公爵毕竟是公爵，即便是流亡的。

从俄罗斯流亡者那里，鲍里斯听说有条路子，笃定可以搞到钱。我们当掉大衣后过了两天，鲍里斯神秘兮兮地跟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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