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把我抛离了我熟悉的那种旧生活方式,但在战争结束后那段很不寻常的日子里,我几乎完全把它忘了。
我知道从某种意义上说,谁都不可能忘却一件事。你记得十三年前排水沟里的一块桔子皮,还有在火车站候车室瞟过一眼的托基彩色海报。但我说的是另外一种记忆。我多少记得下宾非尔德的老生活方式,我记得我的鱼竿和豆料的气味,还有我妈坐在褐色茶壶后面,红腹灰雀杰基和市场上的马槽。但在我脑子里,所有那些都不再是活生生的,而是遥远的,跟我已经了断,我从来没想到过有一天我可能盼望再回到那里。
那是段很不寻常的日子,就是紧接着战后的那几年,它几乎比战争本身还要不寻常,即使人们现在对战争已经记得不是很清楚。尽管形式很不一样,但那种不再相信任何事的感觉比任何时候都来得更强烈。上百万人突然被踢出部队,并发现他们为之战斗过的国家并不需要他们,劳合·乔治和他那一帮人还在勉力维持尚存的幻想。一队队退伍军人走来走去劈里啪啦捡箱子,蒙着面纱的女人在大街上卖唱,穿着军官短上衣的伙计在演奏手摇风琴。在英国,好像每个人都在折腾着找工作,也包括我,但是我比多数人都要幸运一点。我得到了一小笔受伤补贴,再加上战争最后一年里我存的钱(我没多少花钱机会),离开部队时,我有笔不少于三百五十镑的钱。想想自己当初的反应,我觉得很有点意思。那时的我,手里有足够的钱可以去干我原定长大后要做的事,也是我梦想好多年的事——开铺子。我有足够的资本,如果花些时间,多加注意,我就能碰到以三百五十镑当本钱的很不错的生意可做。但是,相信我吧,我从来没动过那念头。我不仅没采取任何行动准备开铺子,而且实际上直到几年后的一九二五年左右,我才第一次想到当初我也许可以那样干。其中的事实在于,我已经脱离了开铺子、经营铺子的轨道,这就是战争对个人的影响,它曾把我变成了一个假冒的上等人,并一直想着总会有办法挣点钱。如果你在一九一九年时建议我开铺子——就算是间烟草兼糖果铺,或者在偏僻的村子里开间杂货铺——我都只会一笑置之。我扛过带星的肩章,我的社会地位也提高了。同时,我不像别的退伍军官一样,有着余生尽可以喝粉红色杜松子酒度日的幻想,而在这些人中间,这种想法相当流行。我知道我一定得找份工作,至于工作,当然会是在“商界”——只是什么样的工作还不知道。不过会是高层的,重要的,有汽车,有电话,可能的话,再来个长着自来卷发的女秘书。战时最后一年左右,我们中间很多人都有那种幻觉。当过商店巡视员的伙计想像自己当上旅行推销员,当过旅行推销员的伙计则想像自己当上董事经理。那就是军队生活对人的影响,扛过带星肩章、带过支票薄、称晚饭为正餐的种种对人们的影响。同时,还有种流行的想法——无论当兵的,还是当军官的都是如此——那就是离开部队后,会有工作等着我们去做,而且薪水不会低于部队里的。当然,那种想法没流行起来的话,什么仗也打不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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