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必须出席大陪审团听证会那天，正好是我的长子小学毕业升中学的日子。维丽要我请一天假和她一起去参加儿子的毕业典礼，我告诉她我去不了，理由是我得参加一个有关预备役军人入伍的特别会议。她仍然对我的困境一无所知，我对她还是严密封锁消息——反正她知道了也无济于事，反而担惊受怕，何苦来？如果事情进展顺利，她永远也不会知道曾经发生了什么事，这正是我的最大心愿。我一向都认为配偶在帮不上忙的情况下，没有必要让她分担忧愁。维丽为儿子的毕业感到自豪。几年前我们发现他连基本的阅读都不行却依然年年升级，维丽非常气愤，开始亲自教他读书。她教得很好，慢慢他能够拿到高分了。我对学校这种不管成绩好坏一律升级的做法也感到气愤，这是我对纽约市感到失望和怨恨的另一个原因。我们居住在低收入区，居民全是工人阶级和黑人。学校根本不关心孩子是否能真正学到知识，完全是为了早日摆脱他们而让他们升级，只要他们不闯祸，不惹麻烦，把他们顺顺当当地从学校打发走就万事大吉了。

维丽盼望着早日搬进新房子，它位于长岛社区，这个区的学校有口皆碑：教师们尽力要把学生培养成能考上大学的合格人才。另外，虽然她嘴上没有说，其实我知道她心中更庆幸的是那里几乎没有黑人，孩子们会在像她当年的天主教会学校那样安分守己的环境中成长。我不反对她的想法，也不想告诉她，她所设法逃避的种种问题的总根源在于整个病态的社会，不是到了长岛学校那有树有草坪的环境就能逃避得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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