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凯塔回应我那张抬杠式明信片的是一张极其简短、措词平淡的明信片，而对我放假后先后寄去的几封信则毫无反应。我当时正在某个山区，和一群大学生割草劳动，玛凯塔的不理不睬使我心情抑郁。我从山里给她写了几封几乎完全谈琐事的信，带着一种央求和惆怅的情调；我请她务必使我们至少在暑假的最后半个月里见面，只要能和她在一起，什么地方都行，我已经准备好不回家去看望已被我冷落的母亲了。这一切不仅是因为我爱她，而且主要还是因为在我的圈子里她是惟一的女性，而我作为一个没有异性朋友的小伙子来说，这种处境是难堪的。然而，玛凯塔始终音信全无。

我不明白究竟出了什么事。八月，我去了布拉格，终于在她家找到她。我们又一次按往常一样在伏尔塔瓦河边和叫做皇家草场的小岛上散步（这片单调的草场上长着许多白杨树，还有几个荒废的运动场），玛凯塔硬说我们之间没有什么变化，所以她对我也还是一如既往，只不过这种没有变化的常态（没有变化的吻，没有变化的谈话，没有变化的微笑）很令人沮丧。当我向玛凯塔提出第二天再见面的时候，她让我给她打电话，然后再约定时间。

我给她打了电话；电话里一个女人，但不是她的声音，对我说玛凯塔已经离开了布拉格。

我垂头丧气，那程度只有当一个小伙子已二十岁了却连一个女朋友也谈不上的时候才会有的那样。我当时还差不多是个腼腆的毛头孩子，只体验过有限的几次肌肤之亲，何况还是那么短促，半半拉拉的；可就是这么几次就让人怎么也丢不开放不下。日子长得叫人受不了，难以打发；我看不进书，工作又干不起来，只好一天看三场电影，一场接一场，早场、夜场一次不落，无非为了消磨时光，我的心底像有只猫头鹰老在叫唤，我必须忍住不去听。玛凯塔满以为我大约不再以此为意，凭着我精心装扮出的那副神气，跟女士们常来常往，可我在街上连向姑娘们开口都不敢，她们漂亮的双腿使我心里隐隐发痛。于是，我眼巴巴等着九月，它终于来了，学校开学了，我得提前两三天到，重新开始我在学生会里的工作，还有一大堆各种各样的事务。我在学生会里有一间独用的办公室。可是开学刚第二天，就有一个电话要我去党委书记处。从这一时刻起，所发生的一切事情，哪怕是细枝末节后来都深深刻在我的记忆里：那天阳光灿烂，我走出学生会的大楼，积在我心里整整一暑假的沉郁顿时如烟消云散。我怀着愉快和急不可耐的心情朝书记处走去。我按了门铃，给我开门的是党委主席——一个高个儿窄脸盘的年轻人，淡色的头发，一对极地蓝的眼睛。我像当时共产党员相互致意时那样，说：“光荣归于劳动。”他没有回答我的致敬，说：“到里面去，有人在那里等你。”里面，即书记处的最末一间屋子里，有大学生党委的三个成员等着我。他们让我坐下。我坐下了，觉得气氛不对头。那三个同志本都是我很熟悉的，过去常和他们嘻嘻哈哈聊天，这时他们紧紧绷着脸；当然，他们仍称我为“你”而不是“您”（根据同志之间的原则），只是除了一点，即这个“你”已经不再是朋友式的，而是公事公办而且带有威慑意味的“你”。（老实说，打那以后直到今天我对称呼“你”就有一种反感；本来，这个称呼表示信任和亲切，但如果互相直呼“你”的人一点也不亲切，那么这“你”就立刻有了一种相反的效果，一种不客气的态度，所以一个统统以“你”称呼人的世界并非是一个到处情深谊长的天地，而是一个没有尊重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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