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八年二月之前，我相信基督教还很合共产党人的口味。他们很喜欢听我给他们阐述《福音书》的社会含义，宣传对这个被蠹虫蛀空了的世界的不满，这个世界正在由于它的物欲和战争的重压而坍塌；他们也喜欢听我揭示基督教和共产主义的亲缘关系。当时这关系到他们能否获得尽可能多的各阶层——包括信徒的支持。然而二月一过，情况就变了。我仗着助教的身份，替一些可能被开除出学校的学生辩护，他们受累于父母的政治观点。我反对的结果便是和校方产生冲突。于是有些人就提出，一个宗教信念如此鲜明的人不配来教育社会主义青年。眼看我自身难保了。我记得正在这个时候，学生路德维克·扬在一次党员大会上出来为我说话。他认为如果忘记了我在二月革命前夕为党所做的工作，那纯粹是过河拆桥。当有人对我的基督教信仰表示不满时，他反驳说这只不过是我生活中的一个过渡阶段而已，我还年轻，将来一定会有所超越。

我去找他，对他的支持表示感谢。不过也对他说我不想欺骗他，我仍要再次提醒他我比他年长，所以他别指望我的信仰还会“超越”。于是展开了一场舌战，辩论上帝是否存在，死亡和永恒的问题，笛卡儿在宗教问题上的立场，斯宾诺莎究竟是否唯物主义者以及许多其他问题。我们彼此无法一致。最后我问路德维克他是否因为曾经支持过我而觉得后悔，因为我现在在他眼里是无可救药了。他对我说我的宗教信仰是我自己的事，归根到底不关别人什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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