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降落在曼谷。医生、知识分子及记者一行四百七十人前往某一国际酒店,早已等候在酒店的一个大会议厅里的有另外一批医生、演员、歌手、文献学家及配备着笔记本、录音机、照相机和摄像机的另外几百名记者。大厅尽头,有一个讲坛、一张长条桌,二十来名美国人端坐在上面,已开始主持会议。
包括弗兰茨在内的法国知识分子觉得受到了冷落和侮辱。向柬埔寨进军,原本是他们的主意,可眼下美国人竟然当仁不让把事情抓在自己手中,真让人钦佩。更糟糕的,是这些讲英语的美国人根本就不在乎在场的法国人或丹麦人是否能听懂他们的语言。当然,长期以来丹麦人早已忘记了他们过去曾是一个独立的民族,所以在所有的欧洲人中,只有法国人想到抗议。法国人是有原则性的,他们拒绝用英语进行抗议,而是用母语向占据讲坛的美国人发话。美国人听不懂他们说的一个字,报之以友好和赞许的微笑。最后,法国人实在没有别的办法,只好用英语表达自己的抗议:“为什么在本次大会上只讲英语?这里还有法国人呢!”
美国人对如此奇怪的抗议异常惊讶,但他们还是微笑着,同意所有讲话都加以翻译。费尽周折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个译员,大会才得以进行下去。接下来的问题是,由于在听完用英语讲出的每一句话后,还要听译员的法语翻译,这使会议延长了一倍时间,确切地说还不止一倍的时间,因为与会的所有法国人其实都懂英语,他们不断地打断译员的翻译,给他纠正错误,并就每个词与译员争论不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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