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新闻记者的光荣可以从伟大的欧内斯特·海明威的名字中找到象征。他所有的作品，包括他朴素简洁的文风，都扎根于年轻的海明威寄给堪萨斯城各家报馆的新闻报道中。做一名新闻记者，就意味着他比任何人都要接近真实生活，在它的隐蔽角落里搜索，伸进手去，把手弄脏。海明威很自豪，因为他写了一些既通俗，在艺术殿堂中又占有如此高地位的书。

在贝尔纳想到“新闻记者”（这个称号在今天的法国还包括电台、电视台工作人员和新闻摄影记者）这个名词时，他想到的不是海明威，他想运用自如的文学体裁也不是新闻报道。他所梦想的更可以说是在几本有名的周刊上，写几篇会使他父亲的所有同僚吓得发抖的社论，或者写几篇访问记。再说，当前最最出名的新闻记者是怎么样的人呢？并不是一个像海明威那样讲述战壕生活的人，也不是一个像埃贡·埃尔温·基施那样熟悉布拉格妓女阶层的人，更不是一个像奥威尔《一九八四》和《动物农庄》。">那样在巴黎贫苦的下层社会中生活了整整一年的人，而是一九六九到一九七二年间在意大利的《欧罗巴》杂志上发表一系列和当今最有名的政治家谈话纪要的奥丽亚娜·法拉奇。这些谈话已经超过了谈话的本身；它们是决斗。在这些政治家还没明白过来决斗的双方在武器上是不平等的之前，——因为只有她有提问的权力——他们已经被打翻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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