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向歌德提起的永恒的诉讼中，罗曼·罗兰是控告一方的证人。他因为有两个优点而与众不同：他是一个女人的崇拜者（“她是一个女人，正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爱她。”他谈到贝蒂娜时说）；他有跟随人类进步一同前进的热烈愿望（对他说来这意味着：跟随共产主义俄国和革命一同前进）。奇怪的是这个女性的崇拜者也同样崇拜贝多芬，就因为贝多芬拒绝向女人行礼致敬。这就是事件的实质。如果我们还记得在特普利采这个矿泉城里可能发生的事：贝多芬帽子牢牢扣在头上，两手抄在背后，面对着皇后和她的廷臣们走过去，这些廷臣中当然不光是男人，还有一些女人，不向她们行礼致敬简直可以说是一件空前绝后的无礼行为。这是难以想像的：贝多芬虽然古怪，粗暴，但从来不曾像没有教养的人那样对待过妇女！这整个轶事是明显的胡说八道，如果它能够被人接受并且被人天真地加以流传，这是因为人们（甚至一位小说家，这是个耻辱！）完全失去了对真实的感觉。

有人向我提出反对意见说，研究一则轶事的真实性是多余的事，这则轶事显然不是证据，而是寓意。好吧，就让我们把寓意当做寓意看，让我们忘掉它诞生的环境（这环境将永远是模糊不清的），让我们忘掉这个人或者那个人希望它具有的带偏见的含义，让我们试图抓住它的意义，可以说是客观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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