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要把两种东西区分开来:一方面,为往日被忘却的音乐原则恢复名誉的普遍倾向,这一倾向贯穿斯特拉文斯基和他的同时代人的全部作品;另一方面,斯特拉文斯基与柴可夫斯基的一次直接对话,还有一次与佩尔戈莱西(PERAGOL′ESE),再有与盖苏阿尔道(GESUALDO);这些“直接的对话”,即对过去的这部或那部作品,这种或那种风格的改编,是斯特拉文斯基特有的方式,这在他的同时代作曲家身上实际上找不到(在毕加索那里可以找到)。
阿多尔诺这种解释斯特拉文斯基的改编(我且突出一些关键词):“这些音符[即指那些不协调的、异于和谐的,例如斯特拉文斯基在普尔钦奈拉(PULCINELLA)中的音符——木兰·昆德拉注]变成了作曲家对民族语施以暴力的痕迹,但是,人们所品味的正是它们所包含的暴力,正是这种对音乐施以粗暴的方式,这种对生活施以某种侵害的方式。如果说不协调在过去是主观痛苦的表现,它的刺耳,由于改变了价值,现在则成为一种社会制约的标记,这个社会制约的代理人乃是发起流行时尚的作曲家。他的作品除去这一制约的标记外没有别的材料,其必要性在内容之外,与之无任何共同尺度,仅仅由外部强加而来。斯特拉文斯基新古典主义作品所获得的广泛轰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们无意识地,在审美主义的色彩下,以自己的方式培养人们接受了某种他们不久后在政治上被有方法地灌输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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