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这里沃格尔也是对的：正是科瓦罗维克的修改使得歌剧更加顺应习俗，从此而参与了它的成功。“喂，让我们对您作些曲吧，但愿人们会爱上您。”但是，现在的时刻是：大师拒绝以这种代价被爱，更喜欢被人憎恨和理解。

一个作曲家拥有什么样的手段可以使自己是怎样就被人怎样理解？海尔曼·布洛赫三十年代在被成为法西斯的德国占领下的奥地利，和在移民的孤独中，没有太多的办法：几个演讲会，介绍他的小说的美学；给朋友，给读者，给出版商，给译者们一些书信；他什么都没有忽略，由于极为关心，比如在他的书的封底上所印的短小文字，在一封给他的出版商的信中，他抗议对方请求为《梦游人》把它的小说与霍夫曼斯达尔（HUGOVOWHOF-MANNSTHAL）和史维沃（ITALOSVEVO）相比较。他提出一个反建议：与乔伊斯和纪德相提并论。

让我们在这个建议上停一下：事实上，在布洛赫—史维沃—霍夫曼斯达尔和布洛赫一乔伊斯—纪德两种情况之间的区别是什么？第一种情况从文字的广义和含混意义上讲是文学的；第二种是专门的小说的（布洛赫自称与纪德的《伪造货币者》同出一系）。第一种情况是一种小的背景，也就是说，地方性的，欧洲中心的。第二种是一种大的背景，也就是说国际的、世界的。布洛赫把自己移到乔伊斯与纪德身边，他要强调的是让他的小说在欧洲背景下被领会；他意识到《梦游人》，与《尤利西斯》和《伪造货币者》一样，是一部把小说形式革命化的作品，它创造了小说的又一美学，而这一美学只能在小说作为它自身的历史底幕上才可能被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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