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诅咒世界的毁灭、兆示大地的沉沦方面，玛格丽特·杜拉斯从不吝惜笔墨，人们不仅能看到《毁灭，她说》（一九六九年）这样意指明晰的书名，也能听到她作品中人物的妄语谵言：“让世界消亡！让世界消亡！”（《卡车》，一九七七年）早已将虚构与现实、文学与生活的界限打破的女作家，在作品之外更是无时无处不在激扬着她的愤懑与厌世。一九七九年的一天，在极度消沉、濒于自绝（这早已不是第一次了，正如她酒精中毒被送进医院急救一样）的边缘，她与一位打过电话来的朋友又谈到了“世界的末日”，并使用了“沉没”这个词。朋友问她：“您真的认为末日将临吗？请设想一下，一个世纪以后再没有人读您的作品了。”她马上回答：“我？我的作品会有人读的。在盖洛普民意调查上，我属于人们最后还要读的那一打作家中的一个。”

不难看出，对杜拉斯来说，写作的诱惑还是大于死亡的冲动，而对其作品在她死后是否有读者的在意更胜于“时日何丧，予及汝皆亡”似的“终极关怀”。人们无法知道她希冀传世的是哪些作品，也很少有作家像她那样懂得什么是文学时尚，但从她自己的倾向、作品本身的价值尤其是作品所提出的问题看，这里面大概至少有这部与童话《睡美人》有互文关系的经典之作，小说《劳儿之劫》，或译《劳儿的劫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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