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桩事件发生时，人们对那桩事件表示自己的意见和愿望，因为事件是许多人的集体行动产生的，这些表示出来的意见或愿望中必然有一个实现了，或者差不多实现了。当其中一个意见得以实现的时候，在我们的脑子里，这个意见作为事先发出的命令与事件联系起来。

许多人拖一根木头。每个人都发表意见：怎样拖和往哪里拖。他们把木头拖走了，事后表明，这件事是照他们之中的一个人的话做的。他发了命令。这就是命令和权力的原始形态。

那个较多地用手干活的人，就会较少地想他所做的事，也不能考虑共同行动会导致什么结果，不能发号施令。那个较多地从事指挥的人，由于他是动嘴，显然较少地动手了。当一个比较大的群体共赴一个目标的时候，那些越少直接参加共同活动，越多从事发号施令的人的等级就更分明了。

一个人独立工作的时候，他总有他认为指导他的过去行动、为他现在的行动辩护、指导他计划将来行动的一些想法。

群体也是这样，让那些不直接参与行动的人为他们的集体行动进行考虑、辩护和拟议。

由于我们知道的或不知道的理由，法国人开始互相淹死，互相屠杀。于是与那个事件相应，用人们的意志为那一事件辩解说：其所以有此必要，是为了法国的利益，为了自由，为了平等。人们停止互相残杀，于是对这一事件加以辩解：为了权力统一，抵抗欧洲，等等这是很有必要的。人们自西而东去残杀他们的同类，伴随这一事件而来的是法国的光荣、英国的卑下等说法。历史告诉我们，为这些事件所作的辩解没有任何共同的思想，都是互相矛盾的、例如说杀人是由于承认他的权力，在俄国杀掉成百万人是为了羞辱英国。但是这些辩解在当时却具有必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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