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我小库尔特①。我六个已长大成人的孩子都这么叫。其中三个是我收养的外甥，另外三个是我自己的。他们背后叫我“那个小的”。他们以为我不知道。

我在演讲中说过，艺术家的一个实际可行的使命，就是使人感到活着至少还有点意思。那时有人问我，是不是知道有哪些不辱使命的艺术家。我回答道：“甲壳虫乐队。”

在我看来，地球上最高度进化的动物似乎觉得活着很狼狈，或者甚至处于更糟糕的境地。别去管诸如理想主义者遭受酷刑那些极端的例子。我生活中的两个重要女人——我母亲和我惟一的一个姐姐艾丽丝，或叫艾丽，如今都已在天国了——都憎恨生活，而且对此直言不讳。艾丽会大声叫嚷：“我不想活了！我不想活了！”

马克·吐温这位当时最幽默的美国人，像我现在这样七十高龄时，发现人生对他本人、对别人都是个沉重的包袱，因此他写道：“自我长大成人以后，我从来不希望任何已获得解脱的朋友得到再生。”这句话是在他女儿简突然去世几天后的一篇文章中写的。那些不希望让他们获得再生的人中间，包括简，还有另一个女儿苏珊、他的爱妻和他最好的朋友亨利·罗杰斯。

马克·吐温没来得及经历第一次世界大战，但他已经有了那样的感觉。

耶稣在圣山上的布道中讲到了人生如何不幸：“为悼亡者祈福”，“为逆来顺受者祈福”，以及“为行道而饥渴者祈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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