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盛顿，维克多-亨利被另派到作战计划处去了。他什么指示也没从罗斯福那里得到。人们说，总统是不可思议的，那位海军上校从亲身体验中也开始相信这一点。但是他并没由于这项任命而感到不安，尽管他好久以来一直渴望着并且以为可以得到一个海上的职务。

他现在已经安于坐办公室，这比什么——比他的双鬓终于开始花白，比他的前额和嘴巴周围的皱纹更加显眼，比他在网球场上更加安详的步子——都更表明维克多-亨利正在起着变化。

在伦敦和柏林呆过之后，一九四一年一月的华盛顿使他感到只不过是一幅充满了争辩、宴会、纵酒、混乱、麻木不仁和挥金似土的令人沮丧的图景，不祥地酷似沦陷之前的巴黎。经过好长时间他才习惯于这里的灯火辉煌的街道，川流不息的汽车，精致——过于丰富的食品，以及对战争的愚昧和漠不关心。帕格每次同军人和他们的妻子交谈，发现他们只讨论远处的战争可能对他们自己渺小的生活带来的些许好处。海军学校毕业出来的象他那样才具的同学，都正在踏上可以升到将级的海上主要指挥岗位。他知道人们都把他看作一个倒楣鬼，一个由于官运不济而沉下去的新人。他关心过战争，关心过在他看来颇为黯淡的美国前途。可是现在他几乎不再关心什么了。

海军仍旧象往常那样全神贯注在日本方面。每逢总统作出一项加强大西洋舰队的决定，就必然在海军部和陆海军俱乐部里引起一片愤怒的怨声和狡黠的摇头。他试着谈论德国人，他的朋友们就都对他侧目而视。他们打趣的神情几乎在说：他是个没人理睬的持荒谬成见的人，在就他所知道的次要事务上大事夸张，以便吹嘘他自己的重要性。国会里和报纸上关于《租借法案》大吵大闹的辩论在他看来既不合逻辑，又文不对题。希特勒当时不对美国宣战只是为了适应他自己的计划，仅此而已。对美国人民来说，更配他们胃口的显然是伪装中立，同时开始缓慢地、斤斤计较地帮英国的忙——每朝这个方向迈一步，都要经过一番争辩。这是两个简单的事实，但在唇枪舌剑中它们都被遗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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