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亚历山大·沃纳的小说《墙中窗》里,出乎意料的是,桑椹王也在字里行间穿行。他在这里变身女人,脖子上的蓝色条纹变成了首饰。她脖子上蹲着我童年时的桑椹王。“她接过父亲递给她的玻璃杯,一饮而尽的时候,我注意到她粗壮的脖子上有一根黑丝绒带,上面挂着块奖牌。一个月后,我们明白了父亲没错。我问他母亲是如何杀死自己的,我的问题纯粹是个形式,因为我知道,杀死她的是这根黑丝带??恐怕这勒紧的颈带(手指稍微往里一钩,就能把她勒死)是她直挺挺地躺着不动的原因吧。”
朋友死后,再看到绳子总让我感觉异样,我一直避免接触它们。公车上的悬挂把手我不会去碰。大衣挂在立式衣架上,仿佛脑子里响指一打,脚在其中停留了一瞬,随后离地而去。我在车站的书报亭买了张明信片,讲解各式领结的打法。领结是衣领下、环绕脖颈的再明显不过的绳套。我买得太轻率了,我以为自己能够直面这领结的大阅兵。为了驱走恐慌,我长久地盯着它看,直到它不再干扰我。我把明信片塞到抽屉的最下面,一躺就是好几年。我不会把它寄给任何人,也不想扔掉。
谋杀常常被导演成自杀。反过来,轮到自己人时,自杀也可能被说成是意外。所有中上层干部都效仿齐奥塞斯库打猎的爱好,有的出于自愿,有的则是不得已。打猎成了干部们的一项体育运动,森林里的党员活动,最偏僻的小地方的官员也不例外。蒂莫什瓦的一个干部,因为厌倦了生活,在猎鹿时,趁没人注意,将一颗子弹射进自己嘴里。报纸的“纸房子”说,他在打猎时意外身亡。我认识一个大学生,她父亲当时也在场,所以对真实情况有所了解。我们生活在死亡的威胁之下,生命的长短全由国家定夺,看到这种报道往往会生出许多苦涩的幽默。我那个四五年后被吊死、档案中被写成是自杀的建筑工程师朋友,听到这“狩猎事故”时说:“原本是猎人打鹿,但鹿却穿过了这位猎人的上腭。”我们就“上腭之鹿”编起了笑话,笑话又带出新的笑话,成了连环笑话:“宁要手中麻雀不要口中之鹿”,或者“宁要村中教堂不要柜下臭虫,宁要柜下臭虫不要棺上盖子”。每个人添点油加点醋,编出一篇即兴童话,一个由零星图像拼成的马赛克,一个压一个,成为小组的一种诗歌练习,用讽刺和挖苦平抑每人心中的恐惧。游戏产生了一种活力,因为每个人都把前面一句进一步推向荒谬。我们的作品像德国童话一样规规矩矩地开始:“从前啊,”紧接着一个罗马尼亚式童话的开始:“从前啊,和从未发生过一样。”罗马尼亚童话都是这样开始的。以这样一个经典罗马尼亚式童话的开端,直指政府蹩脚的谎言,已经足够大家爆笑一场。我们还可以这样不断滚动下去:“从前啊,和从前一样,当时啊,和从未发生过一样。从前啊,也无所谓怎么样。从前的某一次啊,数不清是在第几次了,和从未发生的一样。从前啊,从前的最后一次,打猎时啊,一个猎人,和别的猎人一起,不知道啊,总共是多少猎人。当四周啊,不知道方圆多少里,再没有第二个猎人的时候啊,除了这一个,也不知那是几个猎人当中的第几个??”这种比对要不断升级直到顶点,句子则变成迷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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