Ｋ没有碰到多大困难，就见到了村长，这使他感到很奇怪。对这件事他给自己作了这样的解释：根据他到目前为止的经验，跟官方当局作正式的会谈，对他来说总是很容易的。这，一方面显然是由于事实上官方曾经传过话下来，教大家在跟他这样一个人打交道的时候，表面上不妨纵容他一点，另一方面是由于他们办理公事的那种令人赞扬的自治制度，这种制度恰恰在人们看不见它存在的地方，能决定一个人特别有效地执行任务。只要一想起这些事情，Ｋ往往就不免产生以为自己的处境大有希望的危险想法；然而，在他轻而易举地得到了一连串像这样的信任以后，他连忙警告自己，自己处境的危险恰恰就在这里。

因此，同当局人士直接交谈并不特别困难，因为像他们这样严密的组织，他们所要做的就只是维护那些遥远而不可望见的老爷们的遥远而不可望见的利益，而Ｋ却得为自己，为迫在眉睫的事情而奋斗，而且，至少在开始的时候，他还得先发制人，因为他是进攻者；此外，他不单单为自己奋斗，而已显然还得为其他那些他所不知道的势力奋斗，但是他们容许他相信有这些势力存在，因为这样并不违犯当局的规定。但是正由于他们在所有无关紧要的事情上立即充分满足了他的愿望——而到此刻为止提出的不过是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现在他们就夺去了他轻而易举赢得胜利的可能性，随之也夺去了与胜利俱来的满足感，夺去了他对于由这些胜利而必然引起作更进一步的巨大奋斗的坚实可靠的信心。相反，他们却让Ｋ爱上哪儿去就上哪儿去——当然，只是限于村子的范围以内，——就这样纵容他，消磨他的精力，排除一切冲突的可能性，把他陷进一种非官方的、根本没有得到承认的、狼狈的、异乡陌路的处境。在这种生涯里，要是他不时刻提防着的话，尽管当局是那么和蔼可亲，他又是多么谨慎小心地克尽自己那一切给人说得那么轻松平常的任务，但是也很容易发生这样的情况：他可能被他们向他表示的表面好感所迷惑而举止莽撞，栽一个大跟头；而当局还是那么温和、那么友善，到临了仿佛出于无奈，只是碍于某条他所不知道的公众法令，而不得不把他撵走了事。如果不是这样，人家给予他的另一种生涯又会是什么样的呢？Ｋ从来没有见过什么地方像此地这样把职业跟生活纠缠在一起的，纠缠得简直使人有时以为这两者已经调换了位置。比方说，克拉姆施加在Ｋ的工作方面的权力，到目前为止不过是一种形式而已，如果跟克拉姆在Ｋ的卧室里所拥有的真正权力相比，那又算得上什么呢？所以就发生了这样一种情况，当一个人直接跟官方人士接触的时候，他固然只消以轻率儿戏的态度，故意扮出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就行，但是在其他各方面却必须保持最高的警惕，他跨出一步都得先察看一下四面八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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