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曾经意识到，即便年逾花甲，自己也同样难改好问的学生本能，而绝非做教师的材料。就此，笔者曾对自己做出过如下释怀的解释。即，那是因为年轻时自己有缘得到心仪的最优秀教师的知遇之恩，并度过了一个幸福的青年时代的缘故。因为有此种意识潜藏于心，故而在国内，笔者从不曾有过正式执掌教鞭的经历。但是，却也偶尔能够得到在大学畅抒己见的机会。于是，便要求我必须站在教师的角度上回答问题，亦即受命向大家讲述一下具体的生活方式。笔者自知，在这种情况下，自己在作答的同时大都是付之一笑借以敷衍过关。然而毋庸置疑的是，笔者当时的心中亦存有某种焦躁之感，曾极力想使自己的发言内容充实而并非空洞之谈。

1997年岁末之际，笔者曾在广岛的大学里同以色列前总理佩雷斯展开过一场辩论。这十年来，在笔者的读书生涯中起到主导作用的便是犹太神秘主义学者盖尔肖姆·肖雷姆。不仅如此，因为自己对犹太民族所遭遇到的苦难和战胜苦难的历史怀有敬意，所以，能够得到与佩雷斯对谈的机会，这对笔者来说的确是一件难能可贵的事情。说来倒也不觉得与上述事情有什么矛盾——笔者曾和以琼塔·戈拉为首的海外知识分子们一起在一份旨在拯救一名记者的声明上签署过自己的名字。这名记者因为揭露了以色列的核武器问题，一直被关押在以色列的监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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