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莫言
张悦然出生于八十年代,现在还在念大学,但她已在小说创作的探索中走得比较远了。她的小说不以故事取胜,但凭靠对外在世界和个人心灵的敏锐体察和聪颖感悟,细细密密地串起了一串串梦想的文字珠链,便营造出了一个个五光十色、美轮美奂的奇景。强烈的梦幻色彩使她的小说显得超凡拔俗而又高贵华丽。她的小说,读起来既冷嗖嗖又暖烘烘,既朦胧又明澈,既真切又虚幻。
这些近似梦呓的诉说,来自青春始端的敏感,来自骨子里的郁悒,来自成长的愉悦与茫然,有时尖利,有时低沉——它们,飞扬而又忧伤。同七十年代人相比,八十年代人成熟得更早。现实的残酷、信息的围攻,无时无刻不在牵引他们的焦灼、辨别与思考。他们没有固定而统一的信仰,所以很早就开始寻找各自心灵的慰藉。这远非一份好的课程答卷、一所较理想的大学那样简单。成年人的友情观、爱情观、家庭观过早地闯进了他们的视野。他们多梦、敏感,很容易受伤,但有时又会表现出惊人的坚强。他们不会情愿过早堕入世俗,所以不会信奉金钱与权势,那么剩下的就只有爱情。
所以,张悦然的小说主要是写亲情、友情和爱情。她笔下的爱情,是她用稚嫩而早熟的心灵放飞出去的一只只飘摇而空悬的风筝。爱情成为梦想的惟一附依。这样的梦想在张悦然的小说中顽强而专注。比如《黑猫不睡》中“我”的“拒绝”、《毁》中天使的坚守、《葵花走失在1890》中的“我”的献身,等等。一个固执怀抱梦想的人必然同时也就怀抱了忧伤,因为现实要泯灭梦想,阻绊它们去飞。因而那些臆想中的爱情,开端都很美妙,发展都很艰辛,结局都很悲惨。无论是离别、破碎还是死亡,这都绝非空穴来风,是她们感知到的部分现实。她们可以丢掉梦想吗?答案肯定是不可以。悖谬正在这里:她们的梦幻大多是悲剧。张悦然的笔之所以反复触及到了种种的“爱情悲剧性存在”,因为梦幻和现实之间存在着永恒的巨大落差,这带给爱幻想的她们浓浓的悲剧感。作者从小就在她的小说中透射出了这种悲剧意识,这很不简单。悲剧意识的确立,如人所言,是一种理性主义的清醒,是社会整体乐观情绪的必要补充。相对于社会整体性的乐观情绪,这种悲观无疑是重要而又必须的。而我们也吃惊地发现:张悦然的小说大都是悲剧。刀子一样锋利的语言,珠贝一样闪闪发光的思想,她用小说来营建高于现实的生活,并向这种生活伸出丰富而茂密的心灵触须,她的作品充满了凌越现实的巨大冲动和使人警醒的批判力量。当然,在现实生活中,在别人眼里,她可能生活得很好很贵族。但我们会听到她斩钉截铁地反驳说:我非悲剧,而悲剧永在我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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