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刑事专家看来，"福尔摩斯先生说，"自从莫里亚蒂教授死了以后，伦敦变成了一座十分乏味的城市。"

"我不认为会有很多正派的市民同意你的看法，"我回答说。

"对，对，我不应该自私，"他笑着说，一面把他的椅子从餐桌旁挪开，"当然这对社会有好处，除了可怜的专家无事可做以外，谁也没受损失。在那个家伙还活动的时候，你可以在每天的早报上看出大量可能发生的情况。而且，华生，常常只是一点极小的线索，一个最模糊的迹象，就足以告诉我这个恶毒的匪首在什么地方；如同蛛网的边缘稍有颤动，就使你想到潜伏在网中央的那只可恶的蜘蛛。对掌握线索的人来说，一切小的盗窃行为、任意的暴行、意图不明的逞凶，都可以连成一个整体。对一个研究上层黑社会的学者来说，欧洲别的首都没有具备过像伦敦当时所具有的那些有利条件。可是，现在……"他耸了耸肩，很幽默地表示对他自己花了不少气力造成的现状不满。

我现在谈到的那个时候，福尔摩斯回国已经几个月了。我依着他的请求，出让了我的诊所，搬回贝克街我们合住过的旧寓所。有个姓弗纳的年轻医生买了我在肯辛顿开的小诊所，他半点也没犹豫就照我冒昧提出的最高价付了钱，使我感到奇怪。几年以后，我发现弗纳是福尔摩斯的远亲，钱实际上是他筹措的，这才明白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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