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在六十年代的中期和后期，妇女解放成了许多人挂在嘴上的话，成了新闻中不可或缺的东西。一九六三年，贝蒂·弗里丹发表了《女性的奥秘》一书，这是对“妇女是二等公民”论的宣战文告。她这书成了妇女运动的指南，她的主张也时有所闻。杰曼·格里尔和凯特·米利特参加了这运动，给运动增添了文学和艺术的风格。格洛莉亚·斯坦内姆有效地利用新闻工作和女权政治来替妇女说话。

也有嘲笑妇女解放的人。当时反主流文化派的知名人士阿比·霍夫曼宣称，“我只在一处地方愿意与妇女解放运动结成联盟，那是在床上。”有些历史学家提醒世人说：天下本无新鲜事。他们指出，在一七九二年，英国有一位叫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的人就勇敢地发表过一本《维护妇女的权利》，她争辩说，“暴君和好色之徒……力图使妇女百事不懂，因为前者只需要奴隶，而后者只需要玩物。”

但六十年代有许多人认真对待这运动，体谅妇女的男子在审视自己的良知。

西莉亚对妇女解放的态度是赞成并同情的。她买了些《女性的奥秘》，送给费尔丁-罗思的几位男主管。其中一位是文森特·洛德，他把书退还，还附了草草写成的便条，“我要这胡扯的东西没用。”萨姆·霍索恩的妻子莉莲本人也是妇女解放的热诚拥护者。在她的影响下，萨姆的态度比较同情，他对西莉亚说，“本公司从不歧视妇女，你就是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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