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格斯·斯隆心满意足地舒了口气，放下咖啡杯，用餐巾擦一擦嘴和银灰色的络腮胡子。“我可以肯定地说，”他开口道，“整个纽约州没有哪一家的早餐会比这更好的了。”

“也没有哪一家的早餐胆固醇比这更高了。”正坐在桌子对面读《纽约时报》的儿子接口说，“你难道不知道这些煎鸡蛋对你的心脏很不好吗？你刚才吃了几只？是三只吧？”

“谁在数啦，”杰西卡说。“再说，克劳夫，鸡蛋便宜，吃得起。安格斯，你还要一个吗？”

“不，谢谢，亲爱的。”几个星期前刚过73岁的老人显得充满活力又天真可爱。

他们一家人都坐在与厨房相连的餐厅里，餐厅明亮而又欢乐。安格斯是半小时前到的。他热烈地拥抱了儿媳和孙子，跟儿子则只是较正式地握了握手。

这对父子之间的矜持由来已久，有时不免使克劳夫微微有点气恼。这主要与两人的观点和价值观念不同有关。60年代以来，多数美国人接受了国家和伦理道德观念方面的低标准，但是安格斯在这种潮流面前从未让过步。他始终不渝地相信“荣誉、责任和国旗”；而且他相信他的国人应当继续显示二次大战时存在的那种毫不妥协的爱国主义精神。那个时期是安格斯一生中的高xdx潮，他对此始终念念不忘。

反过来，克劳福德无法容忍父亲的一些陈旧观念。他认为那些观念无非陈年古董，没有考虑二次大战以后40多年中各个领域——主要是科学和哲学——迅速增长的知识。此外还有一个因素，那便是克劳福德的自负（他本人自然决不会用这个词）。他已经攀上了自己这个职业的顶峰，因而当然地觉得自己对人情世事的分析优于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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