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接近订婚的日子，越有很多需要处理的事情让我忙碌，我忙得连为爱情烦恼的时间也没有了。我记得在俱乐部里，我向那些儿时的伙伴，他们的父亲是我父亲的朋友，咨询了我们怎么才能弄到希尔顿宴席上需要的香槟酒和其他“欧洲”酒，我们谈论了很长时间。我一定要提醒多年后来参观我博物馆的人们，那些年洋酒的进口在国家严格和嫉妒的控制之下，因为国家也没有可以拨给进口商的外汇，所以只有极少量的香槟、威士忌和洋酒可以以合法的途径进入土耳其。然而在富人街区里的熟食店里，出售逃税商品的店家里、豪华酒店的酒吧里、拿着装满纸条的口袋转悠在人行道上的上千个通姆巴拉手那里，从来不缺香槟、威士忌和美国烟。每个像我这样大摆宴席的人，不得不自己去筹集招待客人必用的“欧洲”酒。酒店里那些彼此是朋友的首席调酒师们，在这种情况下也会互相帮助，他们相互运送洋酒以保证特大宴席的顺利举办。宴席后，报纸上那些撰写名流轶事的作家们也会提到这个问题，他们会写多少酒是“真正的洋酒”，多少是本地的安卡拉威士忌。所以我必须注意。

在我被这些事情弄得疲惫不堪时，我们会因为茜贝尔的一个电话，到贝贝克或是阿尔纳乌特柯伊的山坡上，抑或是那时新开发的艾提莱尔的某个地方，去看一处新盖的带风景的房子。我也像茜贝尔那样，开始对幻想在那些尚未完工、充满石灰和水泥味的房子里怎样生活，设想把在尼相塔什的一家家具店里看见的长沙发放在哪里可以更好地看见海峡风景。在我们晚上出席的那些宴请上，茜贝尔会喜欢把我们看见的那些房子，包括好和不好的方面告诉我们的朋友，和别人讨论我们的人生计划。而我会带着一种奇怪的羞愧转换话题，谈起扎伊姆和梅尔泰姆汽水的成功、足球比赛、夏天新开张的一些地方。和芙颂体验的秘密幸福让我在朋友的聚会上变得更加沉默了，我越来越喜欢坐在一边当个旁观者。一种忧伤在慢慢地向我内心压来，但那些天我并没有十分明显地感觉到这点，在我的故事发生了这么多年以后，现在我能够清楚地看到了。那些天，我最多也就是发现自己“变沉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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