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几天里，茜贝尔甚至压根没问我在尼相塔什消失的一个半小时里去干了什么。我根本不可能从痴迷中摆脱出来的感觉，那天夜里以一种毫无疑问的形式扎根在了我们心里，因为禁令不起任何作用。而另一方面，我俩对在这栋不再富丽堂皇的旧别墅里的同居生活是满意的。不管我们的状况是多么不幸，在那栋老朽的房屋里有一种让我们彼此依赖、美化并使我们的痛苦变得能够忍受的东西。别墅生活在用一种挫败、命运和友谊的情感加深我们那不会复苏的爱情，而奥斯曼文化的最后残存在为我们人生的“缺憾”平添一份深刻，甚至在把我们从无法做爱的痛苦中解救出来。

即使在傍晚当我们面向大海，把胳膊靠在阳台的铁栏杆上，面对面坐着开心地喝拉克酒时，我也会从茜贝尔的眼神里感到，没有性爱却还能让我们彼此相依的惟一东西就是结婚。很多夫妻——不仅仅是父母那一代人，还有我们的同龄人——尽管他们之间没有任何性爱，但不还是做出一副一切“正常”的样子，非常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吗？喝下三四杯酒后，无论远近，也不管年轻还是年老，我们会说起那些熟悉的夫妻，问彼此“你认为他们还在做爱吗？”。我们会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寻找答案。现在让我感觉很悲凉的这种调侃，当然是因为我们相信直到不久前我们有过的那段十分幸福的性生活。因为一种奇怪的同谋和隐秘让我们彼此更加依赖的这些谈话有一个隐晦的目的，那就是，我们感到即使在目前的这种状况，我们也依然能够结婚，我们还以一种含蓄的形式相信，我们为之骄傲的性生活总有一天会回来的。至少茜贝尔，即使在最悲观的日子里，在我的调侃、玩笑和对她的怜爱的影响下会相信这一点，她会对此抱有希望，会因此感到幸福，甚至有时会立刻付诸行动地坐进我的怀里。在我乐观的那些时候，我也会有和茜贝尔同样的感觉，我会想跟她说我们该结婚了，但同时我又害怕茜贝尔会因为一个突然的决定拒绝我的求婚并抛弃我，因为我还感到，为了用一种可以重新赢得自尊的报复行为来结束我们的关系，茜贝尔正在寻找机会。四个月前，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段幸福的婚姻，是一种有孩子、有朋友、有娱乐、人人嫉妒的完美无缺的生活，而现在因为还无法接受失去它的事实，所以她还没能付诸行动。我们俩都在努力用对彼此的那种奇怪的爱意和依赖来摆脱窘境，我们只能借助酒精的力量勉强入睡，然而半夜当我们从睡梦中醒来时，我们拥抱彼此只是为了忘却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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