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过去的二十多年，我想简短地说一下来结束我的故事。开车时为了能够轻松地和芙颂讲话我摇下了车窗，在车撞向枫树前一刹那，我本能地把胳膊伸出了窗外，这让我逃过了一死。因为猛烈的撞击，我的脑子里有轻微出血，脑组织受损，我昏死了过去。一辆救护车把我送到了伊斯坦布尔的恰帕医学院附属医院，他们为我安上了呼吸机。

在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里，我什么也不能说地躺了一个月。我想不起任何单词，世界冻结了。我永远不会忘记，嘴里插着管子躺在床上时，贝玲和母亲哭着来看了我。甚至连奥斯曼也满怀怜惜，只是他的脸上依然还不时出现一种“难道我没说过吗”的表情。

我的那些像扎伊姆、塔伊丰、麦赫麦特那样的朋友，也和奥斯曼一样，用一些责怪、一些忧伤的表情审视我，那是因为交警的报告里显示，车祸的原因是司机醉酒驾驶（狗的因素没被发现），外加报纸上那些添油加醋的报道。萨特沙特的员工们对我依然是满怀敬意的，甚至是伤感的。

六个星期后，他们给我做了行走治疗。重新学习走路，是一种像重新开始生活那样的情感。在这新的人生里，我总是在想芙颂。但想芙颂，已不是一件和未来，像从前那样和我心里的欲望有关的事情，芙颂已慢慢变成了一种和过去以及回忆有关的幻想。这是十分令人痛心的，因为为她忍受痛苦，不再意味着想得到她，而是意味着可怜我自己。我也是在思考和回忆，在失去的痛苦和失去的意义之间的这些点上，萌生了建博物馆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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