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于1939年9月23日结婚，在巴黎15区政府办了民政手续，还办了宗教手续（根据新郎记录的隐情，但没找到任何教堂记录），嫁给了罗贝尔·昂泰尔姆。战争的威胁迫在眉睫，她好像想要以婚事来冲喜，通过两人的结合，勉强留住一些维系着他们俩的真诚而独特的生活方式，共同反对资产阶级式的婚姻，以及它的约束、困境和吝啬。到场的只有见证人，一切从简，因为昂泰尔姆只获准休四天假，四天后就得返回军营。和他在一起，她想要体验一种乌托邦式的婚姻，或许还想象着要守护她的孤独——她已经把孤独当作进入写作状态的唯一途径——防止欲望广泛而迅猛地流动并成为习惯与常态，回避她觉得可憎的基督教夫妻观念，包括忠贞、禁欲和无意识的背叛。她想要的，是试着延长“爱的时间”，防止它被侵蚀，这种侵蚀是必然的，是一种逐渐蔓延的、不光彩的破坏，她想要让自己变得比这一破坏力更强大。她又一次选择了最艰难的道路，最恐怖的考验，对自己提出了残酷而审慎的要求。

这桩婚事妥当吗？它是不是一个长期秘而不宣的错误？她是否还爱着与她联袂创作《法兰西帝国》的菲利普·罗克？嫁给昂泰尔姆是不是为了对此做个了断？为了移情？永远不会有人知道真相，因为她的感情生活错综复杂，充满了由久远的记忆、长期掩盖着的真相、内心深处的坚信与直觉所构成的奥秘。不过，对于昂泰尔姆，她一直说他在她认识的所有男人中是最聪明的，或许是智慧的化身，是最快乐的，是她一生中最“重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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