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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美丽宛如一次多重的相遇 自己的家与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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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我们窒闷难耐。健全的安的列斯政治原则:打开所有的窗。给我们一些空气。一些空气。”一九四四年,塞泽尔写在《热带》上的话。

往哪个方向开窗?

首先朝向法国,塞泽尔说。因为法国是大革命,是终结奴隶制度的舍尔歇,也是兰波、洛特雷阿蒙、布勒东,是配得上最伟大的爱的一种文学、一种文化。然后,朝向非洲,朝向被截肢、被没收的过去,这些过去埋藏着马提尼克人隐匿在深处的人格本质。

后来的世代对这种塞泽尔式的法兰西一非洲导向经常有异议,他们坚持马提尼克的美洲性,坚持“克里奥尔性”(包括所有肤色的总和以及一种特别的语言),坚持马提尼克和安的列斯群岛以及整个拉丁美洲的关系。

因为每个追寻自我的民族都会自问,他自己的家该跨上哪一道阶梯走向世界?在国家背景与世界背景之间,我称之为中间背景的地方在哪里?对智利人来说,是拉丁美洲,对瑞典人来说,是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这都是显而易见的事。可是对奥地利来说呢?这道阶梯在哪里?在日耳曼世界?还是在众国林立的中欧世界?它的一切存在意义都要依此问题的答案而定。一九一八年之后,接着更彻底的,是在一九四五年之后,奥地利脱离了中欧的背景,退而自守,或退入自身的日耳曼性之中,不再是弗洛伊德或马勒的这个光辉耀眼的奥地利,而是另一个奥地利,只有相当有限的文化影响力。希腊也面临相同的窘境,这个国家同时处于欧洲-东方的世界(拜占庭传统、东正教教会、对俄罗斯的偏爱)和欧洲-西方的世界(希腊-拉丁传统,与文艺复兴、现代性紧密相连)。在某些激情的论战里,奥地利人或希腊人或许会为了某种文化而否认另一种文化,然而只要退一步,他们会说:有些国家的认同由于中间背景的复杂性,因而具有双重性的特质,而它们的特殊性就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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