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人问我，我的祖国通过什么在我的美学基因里留下深远影响，我会毫不迟疑地回答：通过雅纳切克的音乐。身世的巧合在这里也扮演了它的角色，因为雅纳切克一辈子都在布尔诺生活，我父亲也是，他还是年轻钢琴家的时候，曾经是一个对雅纳切克着迷的（孤立的）音乐社团的成员，这些人是雅纳切克最早的行家与捍卫者。我在雅纳切克辞世之后一年来到人间，从小，我就每天听父亲或是他的学生们弹奏他的音乐。一九七一年，在我父亲的葬礼上，在被占领的阴暗年代，我不让任何人致辞；只有四个音乐家，在火化时，演奏雅纳切克的《第二弦乐四重奏》。

四年后，我移居法国，受到国家命运的震撼，我在电台谈了好几次这位捷克最伟大的作曲家，谈了很长的时间。后来，我很乐意地答应帮一份音乐期刊撰写乐评，评论雅纳切克的作品在那几年（九〇年代初）被录制成的专辑。这是份愉快的工作，没错，但是演奏水准的不相称（经常是极为平庸）令人不可思议，这就有一点扫兴了。在这些专辑里，只有两张令我着迷，阿兰·普拉内斯演奏的钢琴曲，还有维也纳的阿尔班·贝尔格弦乐四重奏演出的四重奏。为了向他们致敬（也以此与其他人论战），我试着定义雅纳切克的风格：“对比性极强的主题令人晕眩地紧密并列，快速接连出现，没有过渡句，而且经常同时鸣响；在缩减到极致的空间里，形成粗暴与温柔之间的张力。还有，美与丑之间的张力，因为雅纳切克或许是极少数有能力的作曲家，可以在音乐里提出伟大画家才会提出的问题——丑，作为艺术创作的对象。（譬如，在四重奏里，有几节使用了近琴马奏〔sul ponticello〕，尖锐刺耳，将乐音转化为噪音。）”可是就连这张让我听得这么高兴的专辑也附了一段文字，以民族主义的愚蠢观点介绍雅纳切克，把他说成了“斯梅塔纳的门徒”（与此相反！），并且将他的表现性化约为对于逝去时代的浪漫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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