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求小说家“集中讲述本质性的东西”(“惟有小说能说的东西”)的命令会不会为那些拒绝作者的思考,认为那是外在于小说形式的元素的人提供理由?确实,假如一位小说家借助于一些并非属于他而属于学者或哲学家的手段,是否表明他无法成为一个完整意义上的小说家,无法仅以小说家立足,标志着他艺术上的软弱无力?更何况:思考的介入会不会将人物的行为转化为仅仅是对作者想法的说明?再者:既然小说的艺术意味着人类真理的相对性,难道不要求作者隐藏起他本人的意见,并将所有的思考都留给读者?
布洛赫与穆齐尔的回答再明确不过了:他们将思考通过一扇大开的门引入了小说,在他们之前无人能够做到这一点。在《梦游者》中插入的题为《价值贬值》的论述(它占据了十个章节,分散在三部曲的第三部小说中)是一系列关于欧洲在三十年中精神状况的分析、思考和警句;不能说这一论述与小说的形式不符,因为它照亮了一面墙,墙上上演着三个人物破裂的命运,正是它将三部小说汇成一部。我怎么强调也不为过:在一部小说中引入一种思维上如此严密的思考,并以如此美妙、如此音乐性的手法,使之成为整体结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在现代艺术时代一个小说家敢于尝试的最为大胆的创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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