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藏书中取出《包法利夫人》，是一九七二年的袖珍本，有两篇序，一篇是作家亨利·德·蒙泰朗作的，另一篇是文学批评家莫里斯·巴代什作的。这两位都觉得应当对这本书保持一定的距离，虽然他们都霸占着这本书的前厅的位置。蒙泰朗：“既没有精神火花（……），又没有思想上的新颖（……），又没有文字上的愉悦，又没有对人心意想不到的、深刻的探究，又没有表达上的新发现，既不高贵，也不好笑：福楼拜缺乏天才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他接着说，毫无疑问，从书中肯定能学到一些东西，但前提是人们不赋予它比其自身价值更多的价值，知道福楼拜“跟拉辛、圣西门、夏多布里昂、米什莱等人不是同类”。

巴代什也同意这一说法，并讲述了小说家福楼拜是如何诞生的：一八四八年九月，在二十七岁时，福楼拜在一个小小的朋友圈子内朗读了《圣安东尼的诱惑》的手稿。这是他“伟大的浪漫主义散文”，在书中（我继续引用巴代什的话），他“放入了他全部的心，全部的雄心”，他“全部的伟大思想”，但在座的人都不喜欢他的作品。朋友们劝他放弃他的“浪漫主义激情”，他的“伟大的抒情气魄”。福楼拜听从了劝告，三年后，在一八五一年九月，开始撰写《包法利夫人》。巴代什说，他这样做并没有什么快乐，就像是“一次关禁闭”，在他的众多信件中多次“咒骂、呻吟”：“包法利让我讨厌，包法利让我烦，题材的平庸让我恶心”，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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