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丧钟为谁而鸣》第十章中，海明威讲述了有一天，共和国军（他是亲共和国的，不管是作为个人，还是作为作家）占领了一座被法西斯蹂躏的小城市。他们在不进行任何诉讼的情况下，判了二十几个人的刑，将他们赶到广场上。在此之前，他们纠集起了一群拿着连枷、叉子、镰刀的人，让他们来杀掉有罪者。有罪吗？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只是被动地加入了法西斯党，所以，那些刽子手其实是十分了解他们的普通人，并不憎恨他们。起先，一个个都很腼腆、缩手缩脚；只是在酒精起作用之后，后来又在血腥气的作用下，他们才开始激动起来，直至最后的场景（对该场景的细致描写几乎占了小说的十分之一篇幅！）变成了可怕的、残酷的发泄，一切都成了地狱。

美学概念不停地转化为问题。我问自己：大写的历史是悲剧性的吗？换一种说法，在个人命运之外，悲剧性的概念还有没有意义？当大写的历史启动了民众、军队、痛苦和复仇，就不再能够区分出个体的意志；悲剧完全被从下水道溢出并漫过整个世界的水淹没了。

至少，人们可以到恐怖的残骸之下去寻找被淹没的悲剧性，到那些有勇气为真理冒生命危险的人的最初冲动中去寻找悲剧性。

但是，在有些灾祸之下，任何考古的挖掘都找不到一丝悲剧性的残余：比如，为金钱而屠杀；更为糟糕的，为了一种幻觉而屠杀；还有更为糟糕的：为了一种愚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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