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星期后，阿兰在一家餐厅（或是夏尔家里，我记不清了）又见到他的朋友们，他立即打断他们的闲聊：“我要对你们说，斯大林把加里宁的名字献给康德的那座名城，并不是不可解释的。我不知道你们可能找到什么样的解释，在我看来解释只有一个：斯大林对加里宁怀有一种特殊的温情。”

他在朋友脸上看到又惊奇又欢愉的表情很得意，甚至使他来了灵感：“我知道，我知道，温情这个词跟斯大林的名声不合拍，他是本世纪的路西法，我知道，他的一生全是阴谋、背叛、战争、监禁、暗杀、屠杀。我对此没有异议，相反地我甚至要强调这一点，要把这件事弄得明明白白：面对他容忍的、干的、经历的那些数也数不清的伤天害理的事，在心灵上已不可能有同样巨大容量的同情了。这可是超出了人的能力！为了能够过他过的那种生活，他只能麻醉然后完全忘记他的同情功能。但是面对加里宁，在那些远离杀戮的短暂间歇，在那些闲聊休息的温馨时刻，一切都改变了：他面对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痛苦，一种小小的、具体的、个人的、易于理解的痛苦。他瞧着他的同志在受苦，他带着温和的惊觉，感到内心有一种微弱的、谦卑的、几乎陌生的，反正是已经忘怀的感情在苏醒：对一个受苦的人的爱。在他狂暴的一生，这个时刻好像是在缓口气。斯大林的心里温情升起，加里宁的膀胱尿憋加急，两者保持同一节奏。对斯大林来说，重新发现他长期以来早已停止体验的一种感情，有一种不可言传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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