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我在本书第一部分提到的，《蚕豆花》和《谁曾经是我》，其实是同一首诗。两者相比，只是个别字句的差异。

冰莹是看到《蚕豆花》以后来到重庆的。此前，她待在上海从事戏剧演出。史料记载，她参演的最后一部话剧，是剧作家于伶编剧的《长夜行》，反映的是上海公共租界内的三户人家在日军进驻租界后的悲惨境遇。这部戏被迫停演以后，她和当时的许多演员一样，夜夜笙歌，借酒浇愁。在《绝色》一书中，安东尼·斯威特写道：

在上海，冰莹虽然夜夜笙歌，但内心却举目无乡。先前，她曾数次设想到延安与葛任团聚。但葛任战死的消息，使她再次迷失了方向。她在日记中写道：“日子一天天过去，窗棂上结满了冰霜，我看不到一丁点的希望。”就在这时，宗布又出现了。战争期间，他将《申埠报》搬到了香港。这一次，他就是从香港回来的。对于他此行的目的，她一无所知。他胡子灰白，神情颓唐，明显地老了。他进来的时候，睫毛上挂着雪花，她还以为他的睫毛也变白了呢。他解释说自己是偶然路过此地，她当然不愿相信他的说辞。

他带来了一份报纸，那是香港出版的《逸经》。当她吩咐佣人为他准备饮食的时候，他拿着报纸看了起来，仿佛那是他刚刚从街上买来的一样。喝汤的时候，他好像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有意思。”她问他什么有意思？他装做愣了一下，然后又埋头喝汤。她本来想把报纸丢到一边的，可是，仿佛是出于命运的安排，她的手指不由自主地伸向了那份报纸。众所周知，在希腊语中，“命运”一词的意思并非“沉重，必然，价值”，而是“偶然，幸福，不幸”。当她“偶然”地拿起那份报纸的时候，短暂的幸福和持久的不幸，就再一次栖落到了她的肩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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