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先学医，又学法律，所以我在日本的时间最长。回来以后，我待在上海替人打官司。没多久，我听说川田也来中国了，在北京医专任教，还听说葛任也在那里。“五四”的时候，我去北京找他们，当然也是为了参加爱国运动。可我没见到葛任，他给抓进去了，关在步军统领衙门。川田倒是见到了。他喜欢吃北京的卤煮火烧，还迷上了中国的臭豆腐。我说，你都快变成苍蝇了，什么臭喜欢什么。我请他去咪西过几次，每咪西一次，他都抹着嘴巴，哟西哟西个不停。我当时还问起川井。他说川井正在东京商业学校上学，学校设有支那语课，川井的中国话说得呱呱叫，也是黏黏糊糊的，跟北京人没什么两样。

不久，我就听说川田辞职了。屁股尖，坐不住嘛。有好多年时间，我没有听到过他的消息。抗战的时候，我突然得知他又来了，又来中国了。小姐，你不是说你知道一些我的历史吗？那你一定知道我当时的身份。对了小姐，我当时在情报部门工作。搞情报的，都是千里眼，顺风耳。我们获悉，这次他除了搞大东亚文化共荣研究，还兼任少佐翻译官。再后来，就听说他在朝阳坡（宋庄）被八路军击毙了。两年前，我看到一篇文章，是一个姓朱的人（朱旭东）写的，借田汗的嘴，说川田是自己吞药死的。不管怎么说吧，反正当时就死了。喂，小姐，田汗你知道吗？他和葛任是同乡，都是青埂人。我在国外的时候，听说田汗在“文革”后期倒了霉。后来，好不容易熬到了平反，却又在床上躺了多年。OK，命运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谁也不能保证一辈子都风光。川田也是这样，他早年过得逍遥自在，可临了，还是死到了异国他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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