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是因为上了年纪，范老的话有时会前后矛盾。这里就是一例。他在前面提到，他与葛任谈话的时候，“没有第三人在场”；但这里却说，白医生照他的吩咐，“一直坐在旁边照应”。莫非白医生不算人？他算不算人，这里暂且不论。我想说的是，当时在场的除了白圣韬，还有范的助手丁奎。

1996年春天，在看过了“白圣韬的自述”以后，我几经周折，终于采访到了它的记录和整理者丁奎先生。在此之前，我对他的印象仅限于《葛任研究会刊》的一张照片。照片上的丁奎先生，已是风烛残年：双下巴，肿眼泡，目光涣散，面部肌肉松弛。在这次谈话中，他透露葛任的那部书稿《行走的影子》，是他奉范继槐之命烧掉的！

（当时参与谈话的）就阿拉（我们）三人呀。听不懂上海话？好，那我就讲普通话。就三个人，范、葛、我。还有一个医生，白医生。我们一边吃豆腐，一边交涉。葛不投降的呀。范讲，蒋介石给他几个议席，伊（他）听不进去的呀。几个，我忘了。伊讲了呀，只想休息，困觉（睡觉）是小休息，死是大休息。伊（他）想大休息。我现在也想大休息。唉，肝坏掉了，心也坏掉了，离死不远了。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都到了这辰光（时候），我讲的都是真的。你勿要给别人乱讲，我死后你再讲。葛的书，是我烧掉的。我没看，一页也没看。凡事须听将令，是范令我烧掉的。土黄色的纸，厚厚的呀，像一部《新华字典》。范讲，烧它是为了保全伊的名节。不烧，麻烦就大了。什么麻烦？好多人都会知道，葛任没死，擦那（操他妈），要是那样，阿拉（我们）的行动就败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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