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彦达这种避官场如避水火的态度其实有违儒家孝道。

在孝道传统里，读书人如果家贫亲老，那么为了奉养父母，哪怕身处乱世，也有义务出来做官。《世德记》仅仅将王彦达的反常举动解释为“痛父之死”，实情当然不止于此。

在明代初年，做官非但是第一等的高危职业，并且侮辱时刻与杀机相伴。明太祖朱元璋出身于社会最底层，在反元战争中以帮派手段统御军队，于是使明代的政治风气充满了帮派色彩，士大夫形同黑帮马仔，其地位与尊严至此降到了有史以来的最低点。

把握“帮派风格”实为我们理解明史的第一块基石，幸而帮派风格大有平民社会的意味，比起周代的封建格局、汉代的贵族习气、唐代的门阀传统更容易被今天的读者接受，甚至亲近感也更多些。

若换作以往的时代，读书人至少可以不求仕进，以隐逸生涯优游卒岁，朝廷一般并不刁难这些“非暴力不合作”分子，要么给以礼聘，要么给以优容，因为隐逸——借用江淹《建平王聘隐逸教》一文中的名言——“斯乃王教之助，古人之意焉”。但强横的明太祖只奉行简单粗暴的斗争哲学：凡不肯归附我的，都是我的敌人。

于是，读书人的仕进与否忽然不再是一个单纯的人生观意义上的取舍偏好问题，而变成一个严峻的、事关政治站队的生死攸关的问题；隐士们非但不再是“王教之助”，甚至连“非暴力不合作分子”都算不得，而变身为彻头彻尾的“反动派”。进步的洪流有十足的道德理由或将他们裹挟而去，甚至将他们碾为齑粉。譬如苏州有姚润、王谟被征不至，贵溪有夏伯启叔侄断指以明不仕的决心，下场皆是人头落地，家产籍没。罪名堂而皇之地见诸太祖钦定的法律条文：“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大诰三编》）这难免不让天下读书人惴惴不安，思忖着这样一场改朝换代看来真有一点史无前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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