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讲“知止而后有定”，依照朱熹的解释，“止”就是至善的所在之处，那么，人只要知道了至善在哪里，也就有了明确的目标，不会迷茫了。而在朱熹的哲学体系里，天理是属善的，人欲是属恶的，“存天理，灭人欲”就是一个去恶向善的过程。当一个人的心里人欲灭尽，纯然只有天理的时候，自然就是至善无恶的状态，大约相当于今天所讲的“大公无私”，这是人们应该努力去追求的自我修养的最高境界。

朱熹又讲“事事物物皆有定理”，即万事万物——譬如竹子或随便什么东西——莫不蕴含着天理或终极真理，王守仁却有不同的见解，这正是徐爱接下来所讨教的问题。

这里有必要援引《传习录》原文：

爱问：“‘知止而后有定’，朱子以为‘事事物物皆有定理’，似与先生之说相戾。”先生曰：“于事事物物上求至善，却是义外也。至善是心之本体，只是‘明明德’到‘至精至一’处便是，然亦未尝离却事物，本注所谓‘尽夫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者得之。”（《传习录·上》）

这里涉及朱熹与王守仁很核心的一个分歧。王守仁有过“格竹子”失败的体验，对朱子的格物论很不以为然。王守仁的观点是，如果像朱熹说的那样，万事万物皆蕴含天理，这就相当于“至善”要到我心之外的万事万物上去寻。这完全搞错了方向，因为道德不可能是外在的，而只能是内在的，所谓至善，只在自己的心里，是“心之本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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